首先是環境標準與現狀條件之間的矛盾。有的標準制定時間久遠，仍在執行，其實已不適應當今的環境形勢，無法滿足管理要求。有的污染物排放標準限值定得過于寬松，起不到有效防治的作用。有的環境質量標準制定時“一刀切”，未考慮地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等因素，缺乏針對性。有的地方標準制定得過于嚴苛，未充分考慮污染治理成本核算和國情等其他因素，給標準的實施帶來不便。有的監測方法標準不夠全面，操作性差，嚴重影響實驗室檢測工作的高效開展。

　　還有監測任務與監測質量之間的矛盾。監測數據的準確性直接反映監測質量，也是客觀反映監測對象狀況的必要條件。監測質量需要多方措施來保障，技術監督部門要對檢驗檢測機構實施監督，以達到保證檢測機構出具數據的真實性和公正性。要保證監測質量，還需要監測站花大力氣抓好質量和管理，做到監測全過程規范有序。然而，現實情況是，一些地方監測質量的高要求與日益增多的工作量存在沖突，若嚴格按照技術規范進行監測，在現有的人員配置和設備條件下，無法完成眾多監測任務。

以及監測任務與科技水平之間的矛盾。我國各行業科技發展不均衡，一些地方環境監測科技水平相對落后。一方面，多數監測指標尚未實現在線監測，有的在線監測設備還存在技術缺陷，數據可信性不高;另一方面，實驗室檢測方法落后，設備自動化程度不高，工作效率較低。在現有的科技水平和條件下，想要高效、準確、客觀地反映環境質量狀況與污染源狀況，具有相當大的難度。

重要的一點是監測任務與人員配置之間的矛盾。近年來，各類目標責任考核接踵而來，環境監測任務日益繁重。為了完成連年增加的任務，地方監測站往往通過招攬合同制人員或臨時工來彌補人員的不足。由于監測任務加重卻沒有增加人員編制，非在編人員的收入需要監測站自行承擔。如此一來，監測站需要開展創收，拓展更多的監測業務，容易陷入惡性循環。

　　以上這些矛盾若能得到妥善的解決那么制約環境監測事業發展的瓶頸也就不存在了。為此，筆者認為，要切實解決以上矛盾，應增加人員、設備、資金的投入，使其與日趨增長的監測任務相匹配;大力發展環境科技，推廣在線監測技術，提升自動化監測設備的研發水平;加快標準更新，修訂標準時多方考慮，使其更貼合當今的環境狀況，增強標準方法的操作性，提高工作效率;做到相關部門制定、下達任務時更具針對性。